六尺巷人物杂忆

（一）焚书遥祭菡姐
梦魂昨夜到桐城，
故旧相扶竞出迎。
互贺白头犹健在，

也难笑里暗吞声。

    多少夜寂人静之时，我捧出有“桐城才女”之称的台湾著名诗人、作家张淑菡的诗集《荷香集》，翻读其中的这首《梦中归里》，愈读愈觉清香四溢，愈读心情也愈沉重，每每彻夜难眠。

    张淑菡是我的从堂姐。我们均系清朝宰相（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的九世孙。解放前同住“相府”（现为安徽省荣军康复医院，址在桐城市区）。她这个当年的“相府千金”（六小姐）在我众多的姐姐中，是最有魅力的才女，从小就表现出大家闺秀的风范。

    因当年她的父亲（我的堂伯父）在故都北平（今北京）任职，她随父亲在那里求学，假期才得归里与我们团聚。时日不多，印象极深，有两件小事至今仍时常浮现眼前。

    一件事是“新年提灯会”。1946年新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对国家统一复兴的期盼之中，新年十分热闹，为了打破“相府”内陈旧、沉闷的空气，菡姐姐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先是提灯游园，整个家族各房头的半大孩子，几乎倾巢而出，将近百人，一人一个，手提灯笼，灯笼造型异彩纷呈。游园从家庙开始，浩浩荡荡，一路光明，游遍相府每个角落，最后至大花园集中游戏、唱和。这次提灯游园，整个相府都惊动了，甚至还引来了四邻的众多居民。接着是摸摸奖，奖品有玩具、文具、书籍等。我当时才七岁，记得是摸了一件女孩子的饰物，惹得比我大的兄姐嘲笑：“小小年纪，爱上了女色，好一个贾宝玉！”当时年小，不懂什么，但知他们嘲笑我，羞得大哭起来。正在兴致勃勃主持摸奖的菡姐见状，立即前来抚慰，并送我一件精美的文具，鼓励我说：“小渝（我的乳名，因生于重庆而取）聪明，将来肯定能在学业上有出息！”我成人之后，也开始舞文弄墨，便想到这件事，不知其中可有因缘、预兆。

    另一件事，是“怒斥花花姑（神婆）”。菡姐的母亲（我的堂大伯母）因不小心从楼梯上跌滚下来，大腿骨折，久治未愈，痛苦难受，日夜心惊肉跳，弄得整个相府不得安宁，一片阴森之气。家人迷信，便请“花花姑”前来卜算阴凶，除邪辟怪。“花花姑”说此屋里有“龌龊”（即鬼怪），必须由她乘八抬大轿出府，向南走七七四十九里，将所遇的一条黑狗逮回活活打死，用黑狗的血海洒楼梯上下、屋里屋外以驱怪，并设神坛念咒七七四十九天。家人如此照办，两位伙计将逮回的黑狗捆在大树上，一位用斧砍狗，一位跪在旁边向狗磕头如捣蒜，并喃喃而语：“神犬见谅，小人奉命行事，罪过罪过。”当时我站在一旁观看，黑狗的叫声十分凄厉，直至活活被砍死，令人惊恐万状。那次，恰逢菡姐放假回家，那“花花姑”正在屋内设坛装神弄鬼，下人一片虔诚。菡姐见之，不由分说，怒斥神婆，并将所有法器冥物尽皆抛弃于屋外。事后，她请来名医治好了母伤。此事在当时相府内着实引起了轰动，毁誉均有。今天回想起来，我对菡姐还是敬佩有加。

    1948年，18岁的菡姐因陪伴母亲取道香港赴台观光，不料被突变的时局所滞，留在了台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族人才有机会与菡姐鸿雁传书，大陆也陆续有她的作品出版。晚年的她将自己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寄回家乡的“桐城文库”收藏。这时期，我们才知道她自离大陆后，一心扑在她所倾心的文学事业上，先后出版了《意难忘》等三十多部长、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文学造诣很高的诗词作品，计有两千万字，成了台湾最负盛名的“为端正社会风气而写作”的作家，蜚声台湾文坛数十年。

    菡姐晚年曾向族人寄回一首《怀乡》诗。诗曰：“新月如钩透碧纱，无端心系故园花。只恐梦魂飞不到，庭前双桂是吾家。”“只恐”之事在20世纪最后之际惊成现实，历经浩劫磨难的“庭前双桂”虽然依旧在，但其“梦魂”已永远“飞不到”“吾家”了。

    半个多世纪，海天阻隔，姐弟也分阴阳之界。我只有将自己新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褒贬皆一笑》（内有与菡姐有关的文字）焚献南天，遥祭菡姐，以寄心香一瓣。
    注：张淑菡于2000年6月17日下午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台北去世。终年70岁。

（二）关于父亲的碎片

    父亲离世已近一个花甲，从未在我的梦中出现。如今，我也是逼近古稀之人，常想为父亲写点什么。自写了《母亲的遗训》之后，这种写作欲望总是挥之不去。但当我展笺运笔之际，映现于脑海的全是关于父亲的一些碎片。我想，这“碎片”也是难得的材料，于是便记了下来，权当是对父亲的祭奠吧！

    官宦世家的濡染，并没有使他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老爷”德性，更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那种斗鸡走狗、招摇过市的恶习。听老人们说父亲从小就非常勤勉、温驯与善良，从不对“下人”颐指气使。优良家教的传承，深厚国学的浸润，以及“五四”之后新思潮的熏陶，都使他有一身儒雅之气。学成之后，便毅然决然脱去长衫，走出“相府”，踏上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致力共和的人生之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政府的某一中央机构任职，抗战时期在重庆，胜利后在南京。清癯英俊，文质彬彬，戴着眼镜，一身戎装，便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初影像。

    我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初六年。我唯一记得住的事便是“跑警报”，以躲避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每当警报来时，父亲抱着我，母亲抱着弟弟，在卫兵及女佣人的护送下，前往指定的防空洞。那时难民多，专供一般百姓用的防空洞很少，难民不及躲避，被炸死的很多。父亲经常在途中，让卫兵和女佣将一时难以避炸的老人、妇女、小孩带进只有像父亲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去的防空洞。这在当时也是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不知道这可给父亲惹过麻烦，要有，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应付过去的。

    父亲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高，又钻研过西洋文学。他懂法文，也擅长书画，他的书房成了我的乐园。在这里，我学前就知道了李白、杜甫，并且会背诵他们的很多诗。后来，父亲还为我订了《儿童良友》和《××少年》等新学报刊，指导我阅读，培养了我的读书习惯，使我最早知道了大、小仲马，也认识了“一个偷自行车的人”。这是父亲给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

    旧时家庭，财产纠纷司空见惯。母亲为此与有关族人严重失和。每当她们吵闹得天翻地覆之时，父亲与伯父兄弟俩总是若无其事地在房内或拉胡琴，或唱京剧，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对房外的唇枪舌剑不屑一顾。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小时不懂，长大后经历多了，读书多了，对父亲这种豁达也就有了深层的感悟。

    1946年底，父亲即辞官归里赋闲。有时也在张氏私办的学堂——“聪训小学”里教点国文课。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酗酒。对此，母亲管得很严，父亲常趁着母亲暂时不在，甚至转背的瞬间，拿起酒瓶往嘴里咕噜咕噜倒酒。父亲还经常带着我在外面喝酒，每次都叮嘱我不要告诉母亲。其实，根本不用我告密，他每喝必醉，跌倒摔伤、丢失近视眼镜是常事，回家后必然受到母亲的呵斥，甚至耳光的教训。就是这样，父亲还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距他辞官回乡仅两年，就因酗酒成痨，咯血不止，药石无灵而亡，时年三十八岁。我才九岁。我长大之后，起始还惋惜他的英年早逝，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我才知道，以父亲的家庭出身与本人的官位，虽说无罪恶、无民愤，且任职又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但在猖獗的左风之下，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以他那病弱之躯是绝对挺不过来的。所以我又很庆幸，觉得父亲是死得其时。

    父亲死后，按习俗，也因时局，暂厝待葬。后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尸骨不知去向。若干年前，有好心人找到我，说是我父亲残骸犹存，希望我兄弟俩能“捡金”重葬。我们去实地看过，其地并无坟地，也不知可有尸骨。即使有，也真假莫辨，认定和否定者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放弃了重葬的打算。说真的，我也不忍让父亲再死一回了！

    （《焚书遥祭菡姐》，原载于张先涛散文集《心之韵》，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