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张家：清代政治世家频现家族式清廉，获王岐山低调造访

    王岐山的桐城之行被媒体视为“低调造访”。
    目前为止，关于王岐山桐城之行的主题和具体行程，尚未见诸官方媒体的权威报道。
    但11月14日当天，王岐山到访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消息，就开始在当地网友中流传。
    11月17日晚间，借六尺巷的典故，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廉政文苑栏目发表了《让人三尺又何妨——安徽桐城“六尺巷”的启示》一文，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专门介绍“六尺巷”。
    文章指出，六尺巷的故事彰显了儒家修身、齐家、仁者爱人的博大内涵，更在为官修德方面，留下了最好的文化传承遗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坚持他律和自律相结合，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让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桐城市政府官网又以《中纪委网站刊文：安徽桐城“六尺巷”的启示》为题，全文转发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述文章。
    在无官方权威报道的情况下，中纪委监察部官网的刊文，于民间而言无疑“加持”了王岐山桐城之行的重大意义。
    安徽桐城，位于安徽西南偏中部腹地。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明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春秋时期称桐国，唐至德二年（757）正式建县，1996年撤县设市（县级市），隶属安庆。
    桐城之行，张泽国可谓“最接近”王岐山的人，这缘于他张英10世孙和桐城市博物馆原馆长的双重身份。
    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清朝大臣，张廷玉之父，六尺巷典故主角。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四十七年，卒，谥文端。雍正年间，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乾隆年间，加赠太傅。
    张泽国，1951年生，张英11世孙，文物保护专家。1996年开始担任桐城市博物馆馆长，2012年4月退休，现居桐城。
    因为张氏家学与桐城派文化的常年积淀和权威身份，张泽国成为王岐山桐城之行“解说员”的不二人选。
    张泽国告诉澎湃新闻，2014年11月14日当天，除六尺巷外，王岐山在桐城还参访了另一处重要景点——桐城文庙，且在那里逗留的时间比六尺巷要更长。
    桐城文庙，亦称“圣庙”，始建于元延佑年间，距今已有700年历史。桐城文庙既是元、明、清时期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又是一座学宫，是桐城县学和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属“庙学合一”的文教活动场所。
    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桐城文庙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桐城文庙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桐城派陈列馆位于桐城文庙内。该馆以有清一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兴衰为主线，以重要代表作家的师承关系为顺序，纵线排列。以重要代表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文学交流、学术贡献为块面，横向展开，汇文物精粹、历史遗存、著作版本、学术研究于一炉，为了解桐城、认知桐城派和研究古代文学史的重要窗口。
    “王书记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看得很仔细。”张泽国事后向澎湃新闻回忆。
    “王书记本就是历史专业出身，对桐城派的历史相当熟悉。”张泽国介绍道，“他还非常幽默地称 我们是同行啊 ！”
     1970年代，王岐山曾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王书记对书法也很有研究。在观赏清朝左都御史姚元之的书法作品时，王书记曾提到西安有类似的作品。”张泽国回忆，“我就跟王书记说，姚元之也算是他的同行。”
    姚元之（1773—1852年），清代官员、书画家。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善画人物、果品、花卉，书法尤精隶书。
    清代都察院负有监察百官之责。
    “参观时，王书记没有谈及工作方面的事情，不过看得出来他很重视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其教育意义。”张泽国说道。
    前述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刊文曾指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坚持他律和自律相结合，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让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2015年1月1日，澎湃新闻记者在桐城文庙遇到一位当地官员前来“闲逛”。这位官员称，正逢元旦放假，他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文庙，“来这里随便看看，就觉得心情特别平和。”
张氏家族清白传家，基层腐败仍然出现
    在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方面，清康乾年间的张英、张廷玉家族可被视为一个“范本”。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20字，即为桐城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家训。
    张泽国告诉澎湃新闻，据族谱记载，张氏家族“源自豫章。洪永年间，一迁鸠兹，再迁桐城”。张英为桐城张氏家族的九世祖。
    六世祖张淳，是张氏家族留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较早走上仕途之人。
    张淳，字希古，号琴怀，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曾任浙江永康知县、建宁知府，累官至陕西临巩道参政，善断案，清冤狱，其“计擒卢十八”、“临行补盗”等事迹被载入《明史 循吏列传》。
    自张淳以降，繁衍至九世祖张英、十世祖张廷玉这两代时，张氏家族不仅在官阶品级上达到了桐城历史上的最高峰，同时也在更重要的修身之道和为官之德层面留名青史。
    张英虽官居高位，但生活俭朴，史载他除官服外，日常生活中要求自己“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饮酒，不观剧，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请客吃酒和请戏子“唱堂会”一概不参与，好与茗茶、山水为乐。
    张英《聪训斋语》有言：“余昔在龙眠，苦于无客为伴，日则步屟于空潭碧涧、长松茂竹之侧，夕则掩关读苏陆诗，以二鼓为度，烧烛焚香，煮茶延两君子于坐，与之相对，如见其容貌须眉然。”其嗜茶之深可见一斑。
    张英虽好茶，“终日不离瓯碗”，但告诫自己“为宜节约耳”，节约方法之一就是多饮家乡茶。
    在谈及山水之乐时，张英说：“山色朝暮之变，无如春深秋晚。四月则有新绿，其浅深浓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则有红叶，其赭黄茜紫，或暎朝阳，或回夕照，或当风而吟，或带霜而殷，皆可谓佳胜之极。其他则烟岚雨岫，云峰霞岭，变幻顷刻，孰谓看山有厌倦时耶？放翁诗云 游山如读诗，浅深在所得。 故同一登临，视其人之识解学问以为高下、苦乐，不可得而强也。”可谓深得游山之味，将山水看作友人，视为知己。
    张英次子张廷玉的为官往事，也备受同僚和后辈称道。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桐城人，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50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雍正元年（1723）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雍正四年（1726），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六年（1728），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加少保衔。乾隆二十年（1755）去世，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李鸿章曾有言论及张廷玉，颇具代表性：“桐城张文和公，以硕学巨材历事三朝，为国宗臣，而中更世宗皇帝御政一十三年，辅相德业，冠绝百僚，至于配食大烝，颁诸遗诏。盖千古明良遭际所未尝有。论者谓汉之萧张，唐之房杜，得君抑云专矣，视公犹其末焉。”
    对于廉政之道，张廷玉在其所著《澄怀园语》中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
    张廷玉不仅如是要求自己，也以此教育儿孙。
    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少年早慧，书画修养非常高，深得乾隆喜爱，经常出入内府帮乾隆鉴定字画。
    一次，张廷玉在一位官员家中看到一幅名人山水古画，珍贵异常，回家后将此信息告知了张若霭。张廷玉的意思是这样难得一见的珍品画卷，应该让儿子去鉴赏鉴赏，不料没过几天这幅画却悬挂在了自己家中。
    在家中见到此画，寻常不动声色的张廷玉忍不住黑下脸来，责骂张若霭“我无介溪之才，汝乃有东楼之好矣！”
    介溪为明朝丞相严嵩号，其子严世藩号东楼。严嵩一家为明朝著名的贪腐家族。
    听到父亲如此责怪，张若霭立即将此画归还原主。
    更早之前，传承祖辈礼让之风，张廷玉还将张若霭曾高中的探花之位“让”了出去。
    雍正年间，张若霭曾在殿试中博得一甲第三名，但张廷玉以张氏子弟恩隆过盛为由不受，向雍正皇帝两次坚辞，请求将探花之誉“让于天下寒士”。雍正力挽不成，只得将张若霭由一甲第三名降为二甲第一名。
    张廷玉一生淡泊名利，不为物欲所困。他认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
    张廷玉不仅在朝为官清廉，在家，张廷玉也为夫有德，与其妻姚氏感情甚笃，相携同进。
    据安庆晚报刊登的《张廷玉：六尺巷走出的相国》一文所载，姚氏曾因结婚多年未有生育，而屡劝张廷玉置妾室，但均被其拒绝。
    姚氏为张廷玉同乡长辈姚文然之女。姚文然曾官至刑部尚书，生前很喜欢聪敏的张廷玉，便将小女加以许配。张廷玉夫妻相守11年，感情笃坚。当时长兄张廷瓒为官京师，桐城家事全由姚氏料理，迎娶三位弟媳、一位侄媳妇，均一手操办，可谓贤内助。只是姚氏一直未有生育，常戚戚不乐，屡劝张廷玉置妾室，但均被拒绝。
    张廷玉中进士前一年，姚氏病亡，生前感叹说：“君非常人，将来何可量？惜逮予身仅见此耳。”张廷玉“心酸肠断，双泪欲枯”，回忆生平，写下了悼亡诗20首。其中有云：“自怨自怜还自悼，如醒如梦复如痴。家人相劝无多哭，浑未思予不哭时。”
    3年后，张廷玉陪同父母南归，抵家次日就哭于姚氏殡所，作诗四首，有“视膳惟余心最苦，不堪回忆作羹人”之句。雍正十一年（1733）冬，张廷玉奉旨回乡祭父，又酹酒姚氏殡所，撰诗有云：“昨向妆楼检遗墨，班昭犹有未残篇”、“重将不尽安仁泪，寄与鸡鸣戒旦人”。
    而当古稀之年的张廷玉为姚氏作传时，犹痛惜地说：“如果夫人今日健在，也是七十余岁的人了。五十年来，朝廷给予的诰赠荣誉，只能使夫人在泉下荣光，却让我抱憾终生。”
    11年相守，50载相思，张廷玉夫妇其情坚贞可见。
    贵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一门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的张家，簪缨世族，贵胄满朝，却始终能清白传家。
    在桐城当代作家、安庆市作协副主席、小说《父子宰相》作者白梦看来，这与张氏家族长期以来高洁致远、严于律己的家传身教密不可分。
    “张家的人品如茶品，唯有清清白白，方能福泽绵长。”白梦指出。
    然而张氏的清白传家，却未能“阻止”当下桐城基层腐败问题的出现。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4年11月前后，包括桐城市原副市长潘章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大队长张金宝、市交通局局长李玉林、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黄传武在内的基层官员，均被安徽省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更早之前的2014年6月，桐城市工商联原主席、总商会原会长刘克胜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该案对桐城金融生态影响巨大，桐城市相关部门初步统计出的涉案金额达12亿元左右，近200人申报债权。
    潘章生、刘克胜等案案发，对桐城基层官员震动巨大，几乎没有官员愿意就这些案件接受媒体采访。
    澎湃新闻曾就如何借鉴桐城派传统文化以优化基层政治生态等问题，数次联系采访桐城市作协主席、官场反腐小说作家洪放，但他始终没有接受。
    洪放，官场小说作家，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桐城市作协主席，代表作有《秘书长》《挂职》《神秘富商》《党校》《领导司机》《最后的驻京办》《党政班子》等。
    澎湃新闻还曾试图联系采访上述被调查官员的家属，也遭拒绝。
桐城派辉煌“不可复制”，张英墓地至今仍遭废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天下高文归一县”的“文都”辉煌，还是张家六代翰林的荣誉，于桐城而言都已成过去。
    今日之桐城，已与全国大多数中小县城一样，经历着同样的发展困惑，面临着类似的发展难题。
    作为曾经“文都”古城，桐城境内的名人故居、古墓古建众多，但已获修复和保护者着实寥寥。
    2014年9月16日至19日，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深入身处反腐“风暴眼”的吕梁市调研，专程来到于成龙廉政文化园。
    于成龙是与张英同朝的有清一代出名的廉吏。
    当得知于成龙墓冢曾两次被严重破坏、目前一片荒芜时，王儒林深感痛心。他说，吕梁的传统文化重德重廉，历史上出了那么多清官廉吏，而且出了“天下廉吏第一”，现在为什么出了这么多贪官污吏，成了全国发生腐败问题最出名的地方呢？忽视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一种痛苦的教训。
    王儒林更要求，要按照符合政策、勤俭节约、尊重历史、教育后人的原则，修复于成龙墓地和故居。
    和于成龙墓所遭遇的落寞一样，六尺巷的主角张英墓迄今仍是一片废弃且毫无保护措施的荒地，被拆坏的石像石材随地散落。荒地一侧，还有当地农民开垦出的一小片菜园。
    据张泽国了解，在可预见的未来，张英墓的修复都不会收到来自政府的直接投资，只能依靠社会捐赠和民间资本。
    澎湃新闻了解到，并非所有文物都未受到桐城市政府的“重视”，由桐城市博物馆升级而来的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桐城文博馆”），就得到了政府的大规模投入。
    桐城市外宣办提供给澎湃新闻的资料显示，桐城文博馆前身为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为全国重点博物馆，也是地域性综合博物馆，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总投资近3亿元。
    同时，桐城文博馆还是安徽省第三家冠以“中国”字样的博物馆。
    桐城文博馆占地面积3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600平方米，其中展出面积9200平方米，库房面积1000平方米，辅助功能区面积6000平方米，分四个功能区块：一是文庙核心展区，主要是明清桐城科举文化（仕文化）展区；二是新博物馆展区，包括桐城历史文化综合陈列、桐城派主题陈列、馆藏文物陈列；三是翰墨街文化综合服务区；四是桐城世家大族文化展区。
    桐城文博馆项目于2008年11月立项，2011年6月正式开工，主体建筑于2012年6月正式封顶，正在进行展程设计等工作。
    但正是这样一座投资近3亿元的国字头博物馆，却普遍为当地民众和文保专家所诟病。
    张泽国更是向澎湃新闻直言，“这个博物馆开放不了，也无法补救，除了拆除重建别无他法。”
    桐城市政协委员、桐城派文化研究者胡堡冬也向澎湃新闻指出，桐城文博馆的现代性设计及其白色主色调，与桐城文庙以红色为主色调的传统古建筑风格很不协调。
    “此外，文物保护单位的周边建筑在高度上都有相关限制，但桐城文庙附近高楼林立，身处闹市商业区。文庙大门前广场也被种上各种树木，直接影响了文庙的观赏效果。”胡堡冬认为。
    澎湃新闻在桐城文庙广场现场看到，桐城派三大家之一的姚鼐名篇《登泰山记》被镌刻于广场地面，来往行人不时从其上走过。
    “这简直就是对姚鼐的一种践踏，令人汗颜。”张泽国指出。
    上述问题都还不是桐城文博馆的“致命缺陷”。
    张泽国认为，桐城文博馆的内部设计根本不符合博物馆的展出规范，这才是其无法补救而必须推倒重建的根本原因。
    据张泽国介绍，他本人曾牵头负责桐城文博馆的设计和筹建，但其上报方案未能获得时任桐城市领导的同意。后来该市领导将项目设计委托给另外一家单位。张泽国认为该单位的设计方案根本就不符合要求，在向时任市领导力争无果后，张泽国愤而退出项目团队，还一并辞去了桐城市博物馆馆长一职。
    2014年12月底，澎湃新闻在现场观察到，桐城文博馆没有对外开放。
    澎湃新闻曾就文物保护等工作情况求证于桐城市相关部门，但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领导干部的个人风格和任期制度，对一个城市的文保工作影响很大。我们只能希望新领导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并遵循文保工作的自身规律。”张泽国指出。
    张泽国还告诉澎湃新闻，尽管基层文保工作困难重重，但只要政府和社会需要，他愿意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起码要干到70岁”。
    胡堡冬也认为，桐城有如此之多的文化遗存和文物古迹，完全应该花大气力好好保护利用起来。“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天然矛盾。文物保护属于 无烟工业 ，文保工作搞好了，反而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离开桐城前，澎湃新闻还曾专程前往桐城派另一位名士戴名世的墓地。西北风吹之下，夕阳下的戴名世墓长满杂草。一株灌木背后的碑上刻着“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
    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其中的“保护”二字显得凹凸陆离，斑驳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