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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晔先生的悲奇人生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点击数：1360
发布时间：2020-10-17
近年来，由于影视和网络上，谍战题材作品大为风行，有关中共早期情报战线“龙潭三杰”的故事，流传甚广。数月前，《中华儿女》杂志编委、舒城藉记者小沈，为撰写其同乡先烈胡底的传记，也专程来到桐城采访。原因是“龙潭三杰”当中，不仅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是桐城人，而且张振华、钱壮飞、胡底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桐城人。他就是张振华的弟弟，我的叔祖父张家晔先生。
有关张家晔的生平事迹，一直少为人知。作为他的亲属晚辈，我迟迟不敢动笔的原因，是感觉他的经历太复杂太隐秘了，导致第一手资料极为缺乏。但这几年，很多宗亲朋友都鼓动我写一写，听任各种错讹流传，那也是一种大不孝。所以，我有责任将张家晔传奇而又悲惨的历史经历，就我所知写下来。
我们家族是桐城清河张氏的嗣裔，九世祖张杰是老宰相张英的三哥。家族历史上也出过一些做官的，但品级都不太高。我的曾祖父张传寿，生于同治乙丑年，曾以军功保举参将，五品衔。中年之后，改以行医为生，医馆就设在城中扬子巷。曾祖父膝下有五子八女，张振华在姐妹中排行第四，与她个人经历关联最紧密的，是张家仁、张家晔、张家昽这三兄弟。他们和张振华都是曾祖母姚氏所出，属于最亲近的同胞关系。
我的祖父张家仁，出生于1886年，在兄弟中居长。清末时他追随新学潮流，前往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商学科。辛亥革命之前回国，授职于前清安徽实业司，民国建立后加入津浦铁路管理局，负责经办法律事务。因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他的思想比较新派开明。尽管祖产较为丰裕，曾祖父又有行医的收入，当时家境还不错。但曾祖父患有腿疾，行走不便，经常外出问诊，实在是辛苦。此外，曾祖父子女众多，也需出力分担，祖父张家仁早早就肩负起“长兄如父”的责任。
此时，才十几岁的四妹张振华，由父母包办，许配给本邑叶氏某，但男方自幼体弱且重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按照旧社会的传统习俗，张振华应该守节终老。大哥张家仁当然不愿意看着妹妹牺牲青春，再受苦一辈子，而留在家乡又势必为周围环境所不容。于是，他执意要将张振华带出桐城，支持帮助她继续读书，直至1914年，张振华考取国立北平医学专科学校。由此，张振华与钱壮飞成为同学，最后结为革命战友和伴侣。
我的二爷爷张家晔，字暹仲，生于1903年。与大哥张家仁年龄相差17岁，自然是备受关爱。他在桐城还没读完中学，就被接到天津，然后大约在1923年，进入北京中法大学读预科，准备出国留学。中法大学由李石曾等创办，蔡元培先生主持，在法国里昂设有分部。该校早期曾大力倡导 "勤于做工、俭于求学"，旨在让更多的普通中国学生，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达到留学升造目的。1920年前后，该校送走170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留学，形成了中国近代勤工俭学的一段高潮。其中的一些进步青年，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就是在法国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该校也成为当时传播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在中法大学读书期间，张家晔很快就接触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4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但后来，张家晔并未赴法留学，而是转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也就是张振华之前就读的北京医专，此时已并入北大。这一变化，究竟是受党组织安排，还是张家晔本人的选择，亦无从考据。
同在北京，四姐张振华自然成为张家晔最亲近的人，来往频繁，相从密切。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小兄弟却逐渐影响了姐姐的政治信仰，他首先将张振华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在1925年。紧接着，又于1926年将姐夫钱壮飞介绍入党。从此，他们三人在手足亲谊的基础上，又建立起志同道合的革命关系。
在此期间，张家晔通过钱壮飞等又结识了胡底，并介绍胡底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胡底原名胡百昌，为桐城邻邑舒城人，他当时在中国大学读书。该校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拥有李大钊等一批“红色教授”，也曾培养出众多优秀共产党人。在《钱壮飞》一书中，四姑奶张振华是这样回忆的：“介绍壮飞入党的是我的二弟，名叫张暹仲，平时都叫他‘张老二’，当时他在中法大学读书。我也是‘张老二’介绍入党的。壮飞、胡底，还有董锦章是一起入党的。谁先谁后记不清楚了。胡底是安徽人，原在北京的中国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叫吴鹿鸣的浙江人，不是党员，也在中国大学读书。吴鹿鸣认识胡底，又认识壮飞，因而，壮飞和胡底是在北京安徽会馆相识的。胡底从中国大学毕业出来，就住在我们家里……”。至此，“龙潭三杰”的班底大致形成，而引导钱壮飞、胡底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是张家晔。
至于此后“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英雄事迹，以及张振华的革命经历，因官方公开出版物甚多，恕我不作赘复。但在那一段时期，张家晔主要是在平津地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与“龙潭三杰”是否存在组织关系或工作联系，我们不得而知。
我的三爷爷张家昽，出生于1907年，由于受大哥张家仁的影响，后来也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1930年回国后，钱壮飞先将这位内弟安排到南京“民智通讯社”，从事日文报刊翻译工作，为国民党中统局提供所谓情报资料，以此作为公开掩护。同在该通讯社工作的，还有一位族侄张慎先，疑为张先慎或化名，因为桐城清河张氏字辈中只有“先”字，且紧接在“家”字下面。不久，钱壮飞又将张家昽派回天津，协助胡底开办“长城新闻社”。从此，“龙潭三杰”分别战斗在南京、上海、天津，如同三把利剑插入了对手的心脏要害。
最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顾顺章叛变之后。1931年4月27日，身在天津的胡底，收到钱壮飞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克潮病笃速归”。这是“龙潭三杰”事先约定的紧急暗号，胡底立即通知张家昽隐蔽撤退。而张家昽当时觉得，他已有家眷，不方便独自脱走，再者他并未加入共产党，料想国民党也不会对他怎么样，遂坚持让胡底单身先走。张家昽的夫人潘葆文，民国初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潘淇之女，当即就把身上的黄金首饰摘下来，兑换成一包银元，送给胡底作路费。于是，胡底直接从天津坐海轮转移至上海，成功脱险。
胡底离开之后的第三天，张家昽夫妇就被天津日租界警局抓捕，后被“引渡”到国民党当局天津警察厅。经过多次审讯，张家昽没有泄露钱壮飞和胡底的任何地下工作秘密。数月后，在大哥张家仁的努力营救下，夫妇俩获释出狱。此后，张家昽前往上海、苏州等地教书谋生。解放后，他先在上海银行专科学校苏州分校任教，后调至无锡市第二十九中学，于1989年去世。
与钱壮飞、胡底关系最为密切的张家晔，不久也被国民党抓获。据他生前偶然间吐露，在监牢里他遭受多次严刑拷打，十个手指甲都被拔掉了。最终，还是依靠大哥张家仁疏通关系，加之张家仁的大女婿、二女婿都是国民党军政官员，经过千方百计的营救，约一年后，饱经磨难的张家晔才得以生还。
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我祖父张家仁的身边，牵涉到他的四位亲友——两个弟弟和妹妹、妹夫，何况张家晔、张家昽包括后来的胡底，常年出入他在天津的寓所，难免被各路侦探耳目发现，他又如何做到置身于度外？家人们只是看到，事件发生之后，他每日在局里埋头办理文牍，从不与人谈论这些。关于他老人家的生平，容我日后再叙。
而此时，距离天津千里之外的皖中桐城，一位少小离家的游子正悄然归来。经历了钱壮飞、胡底身份暴露而带来的一系列事变，摆在张家晔面前的，似乎有两条所谓正确的出路，一是如同钱壮飞、胡底一样，转移至江西红色根据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胡底死于党内路线斗争，在长征途中遭到冤杀；钱壮飞随红军北上，在强渡乌江战役中不幸牺牲。就此看来，张家晔即使当时撤往苏区，后事也是难料。另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潜伏在平津地区从事革命工作，但他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显然对组织对个人都极为不利。反复考虑之后，张家晔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回乡避闲，并就此与一切党派政治活动绝缘。
这就为我们后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团，是动摇犹豫，绝境求生？还是保守秘密，伺机再起？但无论何种缘故，张家晔坚守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本色，终生从未与人谈论过，他与“龙潭三杰”的有关情况。
曾祖父于1928年逝世后，家境还可以维持，但一帮年幼的弟弟妹妹尚待扶养。张家晔的归来，使全家有了顶梁柱，家中诸事务交由他打理，远在外地供职的大哥也感到十分欣慰。而他这样一个曾经英气勃发的革命精英，从此成为一个逍遥世外的乡绅地主，真是让人嘘唏不已，只能感慨造化弄人。四姑奶张振华晚年时，曾经半是恢豁半是感伤地对家人说：这个“张老二”真不够意思。他把我们几个介绍入党了，他倒好，自己却跑回家去了。
二爷爷张家晔返回桐城后，起初还是住在城关扬子巷老宅，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桐城，城内大量房屋倒塌，县民死伤惨重。为躲避战火，张家晔举家迁至卅铺金山，十世祖张廷珖就葬在那里，附近还有一处我们家族的别业——静宜山庄，是张家人清明冬至回乡祭扫，或夏天避暑消夏时，供短暂歇息或小住的地方。经过张家晔的重新修葺，山庄建成一幢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当时整个卅铺少见的新式建筑。虽然今天已经无法看到旧迹，但土改后该楼房住进了8户人家加上2个单身汉，乡里俗称此处为“八大户”，其规模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静宜山庄的环境风貌，我的几位姑妈们最为怀念的，还是门前的那方荷花塘。绿荷婷立，风拂垂柳，不仅景色怡人，而且寓意着“出污泥而不染”，这也是先辈的遗教吧。
受益于继承祖产，加之曾祖父多年行医所得，我们家在卅铺拥有不少田地和山林，以金山为主，远及王集一带，那里埋葬着我们的高祖张祈年等先人。张家晔回到桐城之后，始终以一个土地主的身份闲居乡间。在乡人佃农的印象中，张家二老爷很少过问田产经营事务，经常骑着一匹白马，于山野间游哉悠哉，每遇乡人，和蔼相待。
其间，张家晔的原配夫人李蕴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敎务主任李鹤鸣之女，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随着丈夫自天津来到桐城，但由北迁南，终是水土不服。加之独子夭折，又逢战火连天，李蕴祥身心俱悴，不久便抑郁而逝。张家晔在抗战结束时，又继娶了胡氏刘氏两房夫人，共生育四子一女。他本可以就此颐养天年了，之后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变故。
位于长江北岸的桐城，1949年初就宣告解放，但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仍时常袭扰，还有不少溃散的国军士兵在乡下乱窜。时任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七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江靖宇，他是桐城大关人，与张家晔既是同庚，又是同窗，两位旧友当时曾经会面晤谈。江靖宇希望张家晔出面维持民间治安，防止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制造动乱，以保卫渡江战役前线指挥部驻桐安全。张家晔慨然应允，随后便四处收买了一些枪支弹药，对外声称要将村民武装起来看家护院，实则帮助解放军肃清残匪余顽。
我的父亲张先路，当时还在国立安徽大学读书，因战事学校停课，也从省城安庆回到了桐城老家。年轻好动的他，曾跟随二“椒椒”张家晔进山买枪，所以略知其中一二。但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这也成为他的一大历史罪状，打成“反革命右派”，最终判刑入狱十五年。
全国解放之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张家晔被划为地主份子，财产全部没收，一家老小也被赶进了牛棚。在随后到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农会干部中有人控告他组织武装民团，竟然是为了抵抗共产党解放军。
1952年春天，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有位好心的村民前来通风报信，说农会带着公安局要来抓捕张家晔。怕惊动周围的人，张家晔不敢从大门出走，而是乘着昏暗夜色，翻过院墙仓皇而逃。他想的是，只要找到江靖宇就可洗清冤屈。此时江靖宇正在芜湖担任皖南行署领导工作。不料途中张家晔就被追来的公安人员抓住，押回桐城后，当即关进了县看守所。为防止张家晔再次逃跑，看守人员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铁镣。
折磨了大半年之后，奄奄一息的张家晔被几个狱友抬着，在公安人员的押送下，从城关遣回卅铺。但走在半路上，他便撒手人寰，年仅50岁。其时，他的子女中最大的才6岁多，孤儿寡母，哀泣一片，又惊慌无措。幸亏村里几位善心老人出手援助，用几块旧木板钉成棺材，才将张家晔草草安葬在屋后小山上。他的子女至今难忘的是，在残破的衣衫下，只见张家晔的两个脚踝处，经过铁镣长时间的磨损，已经露出了一截森然白骨。
这算是张家晔生平中第二次被捕入狱。关进牢房之后，他有没有交代早年参加共产党的经历，有没有向当时哪位领导人求助，一切无从知晓。最令人费解的是，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开始给地主“摘帽”，他的后人向有关部门了解他的所谓罪状或者关押档案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找不到了。
对于张家晔的不幸结局，应该说江靖宇还是有所同情的。之后，我的父母就是经他介绍安排，调到芜湖市文教系统工作的。后来，江靖宇则由安徽调至南京，担任副市长一职。
由进步青年到共产党员，经历过学生运动、地下工作，成为“龙潭三杰”的革命引路人，张家晔的前半段人生，无疑值得崇敬。而之后他避居乡间，深讳往事，其中到底有何原因，我们已无法再去猜测。所谓 “树欲静而风不止”，处在剧烈动荡的历史大潮中，个人何其渺小而又无奈，终归是被裹挟着，流逝在时光的尽头。
前些年，张振华与钱壮飞的后人，曾经回到桐城寻根探亲。他们将有关张振华、张家晔的一些历史材料，递交给了桐城党史办。但日前又听说，因机构改革等原因，这些材料也“失踪”了。
以上记叙大多来自我大姑妈的口述，少数来自我父亲的书信，以及张家晔子女的零星回忆，他们大多数已离开人世。而今，我也步入花甲之年，将这些记忆尽可能完整的存录在文字里，更有必要。因为张家晔的生平事迹，不仅是我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一道剪影。我们不指望为他平反昭雪，也不企图替他树碑立传。但我们不该忘记他，一位经历不凡的前辈，一位桐城张氏的传人。
有关张家晔的生平事迹，一直少为人知。作为他的亲属晚辈，我迟迟不敢动笔的原因，是感觉他的经历太复杂太隐秘了，导致第一手资料极为缺乏。但这几年，很多宗亲朋友都鼓动我写一写，听任各种错讹流传，那也是一种大不孝。所以，我有责任将张家晔传奇而又悲惨的历史经历，就我所知写下来。
我的祖父张家仁，出生于1886年，在兄弟中居长。清末时他追随新学潮流，前往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商学科。辛亥革命之前回国，授职于前清安徽实业司，民国建立后加入津浦铁路管理局，负责经办法律事务。因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他的思想比较新派开明。尽管祖产较为丰裕，曾祖父又有行医的收入，当时家境还不错。但曾祖父患有腿疾，行走不便，经常外出问诊，实在是辛苦。此外，曾祖父子女众多，也需出力分担，祖父张家仁早早就肩负起“长兄如父”的责任。
此时，才十几岁的四妹张振华，由父母包办，许配给本邑叶氏某，但男方自幼体弱且重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按照旧社会的传统习俗，张振华应该守节终老。大哥张家仁当然不愿意看着妹妹牺牲青春，再受苦一辈子，而留在家乡又势必为周围环境所不容。于是，他执意要将张振华带出桐城，支持帮助她继续读书，直至1914年，张振华考取国立北平医学专科学校。由此，张振华与钱壮飞成为同学，最后结为革命战友和伴侣。
我的二爷爷张家晔，字暹仲，生于1903年。与大哥张家仁年龄相差17岁，自然是备受关爱。他在桐城还没读完中学，就被接到天津，然后大约在1923年，进入北京中法大学读预科，准备出国留学。中法大学由李石曾等创办，蔡元培先生主持，在法国里昂设有分部。该校早期曾大力倡导 "勤于做工、俭于求学"，旨在让更多的普通中国学生，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达到留学升造目的。1920年前后，该校送走170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留学，形成了中国近代勤工俭学的一段高潮。其中的一些进步青年，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就是在法国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该校也成为当时传播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在中法大学读书期间，张家晔很快就接触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4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但后来，张家晔并未赴法留学，而是转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也就是张振华之前就读的北京医专，此时已并入北大。这一变化，究竟是受党组织安排，还是张家晔本人的选择，亦无从考据。
同在北京，四姐张振华自然成为张家晔最亲近的人，来往频繁，相从密切。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小兄弟却逐渐影响了姐姐的政治信仰，他首先将张振华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在1925年。紧接着，又于1926年将姐夫钱壮飞介绍入党。从此，他们三人在手足亲谊的基础上，又建立起志同道合的革命关系。
在此期间，张家晔通过钱壮飞等又结识了胡底，并介绍胡底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胡底原名胡百昌，为桐城邻邑舒城人，他当时在中国大学读书。该校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拥有李大钊等一批“红色教授”，也曾培养出众多优秀共产党人。在《钱壮飞》一书中，四姑奶张振华是这样回忆的：“介绍壮飞入党的是我的二弟，名叫张暹仲，平时都叫他‘张老二’，当时他在中法大学读书。我也是‘张老二’介绍入党的。壮飞、胡底，还有董锦章是一起入党的。谁先谁后记不清楚了。胡底是安徽人，原在北京的中国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叫吴鹿鸣的浙江人，不是党员，也在中国大学读书。吴鹿鸣认识胡底，又认识壮飞，因而，壮飞和胡底是在北京安徽会馆相识的。胡底从中国大学毕业出来，就住在我们家里……”。至此，“龙潭三杰”的班底大致形成，而引导钱壮飞、胡底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是张家晔。
至于此后“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英雄事迹，以及张振华的革命经历，因官方公开出版物甚多，恕我不作赘复。但在那一段时期，张家晔主要是在平津地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与“龙潭三杰”是否存在组织关系或工作联系，我们不得而知。
我的三爷爷张家昽，出生于1907年，由于受大哥张家仁的影响，后来也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1930年回国后，钱壮飞先将这位内弟安排到南京“民智通讯社”，从事日文报刊翻译工作，为国民党中统局提供所谓情报资料，以此作为公开掩护。同在该通讯社工作的，还有一位族侄张慎先，疑为张先慎或化名，因为桐城清河张氏字辈中只有“先”字，且紧接在“家”字下面。不久，钱壮飞又将张家昽派回天津，协助胡底开办“长城新闻社”。从此，“龙潭三杰”分别战斗在南京、上海、天津，如同三把利剑插入了对手的心脏要害。
最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顾顺章叛变之后。1931年4月27日，身在天津的胡底，收到钱壮飞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克潮病笃速归”。这是“龙潭三杰”事先约定的紧急暗号，胡底立即通知张家昽隐蔽撤退。而张家昽当时觉得，他已有家眷，不方便独自脱走，再者他并未加入共产党，料想国民党也不会对他怎么样，遂坚持让胡底单身先走。张家昽的夫人潘葆文，民国初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潘淇之女，当即就把身上的黄金首饰摘下来，兑换成一包银元，送给胡底作路费。于是，胡底直接从天津坐海轮转移至上海，成功脱险。
胡底离开之后的第三天，张家昽夫妇就被天津日租界警局抓捕，后被“引渡”到国民党当局天津警察厅。经过多次审讯，张家昽没有泄露钱壮飞和胡底的任何地下工作秘密。数月后，在大哥张家仁的努力营救下，夫妇俩获释出狱。此后，张家昽前往上海、苏州等地教书谋生。解放后，他先在上海银行专科学校苏州分校任教，后调至无锡市第二十九中学，于1989年去世。
与钱壮飞、胡底关系最为密切的张家晔，不久也被国民党抓获。据他生前偶然间吐露，在监牢里他遭受多次严刑拷打，十个手指甲都被拔掉了。最终，还是依靠大哥张家仁疏通关系，加之张家仁的大女婿、二女婿都是国民党军政官员，经过千方百计的营救，约一年后，饱经磨难的张家晔才得以生还。
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我祖父张家仁的身边，牵涉到他的四位亲友——两个弟弟和妹妹、妹夫，何况张家晔、张家昽包括后来的胡底，常年出入他在天津的寓所，难免被各路侦探耳目发现，他又如何做到置身于度外？家人们只是看到，事件发生之后，他每日在局里埋头办理文牍，从不与人谈论这些。关于他老人家的生平，容我日后再叙。
而此时，距离天津千里之外的皖中桐城，一位少小离家的游子正悄然归来。经历了钱壮飞、胡底身份暴露而带来的一系列事变，摆在张家晔面前的，似乎有两条所谓正确的出路，一是如同钱壮飞、胡底一样，转移至江西红色根据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胡底死于党内路线斗争，在长征途中遭到冤杀；钱壮飞随红军北上，在强渡乌江战役中不幸牺牲。就此看来，张家晔即使当时撤往苏区，后事也是难料。另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潜伏在平津地区从事革命工作，但他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显然对组织对个人都极为不利。反复考虑之后，张家晔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回乡避闲，并就此与一切党派政治活动绝缘。
这就为我们后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团，是动摇犹豫，绝境求生？还是保守秘密，伺机再起？但无论何种缘故，张家晔坚守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本色，终生从未与人谈论过，他与“龙潭三杰”的有关情况。
曾祖父于1928年逝世后，家境还可以维持，但一帮年幼的弟弟妹妹尚待扶养。张家晔的归来，使全家有了顶梁柱，家中诸事务交由他打理，远在外地供职的大哥也感到十分欣慰。而他这样一个曾经英气勃发的革命精英，从此成为一个逍遥世外的乡绅地主，真是让人嘘唏不已，只能感慨造化弄人。四姑奶张振华晚年时，曾经半是恢豁半是感伤地对家人说：这个“张老二”真不够意思。他把我们几个介绍入党了，他倒好，自己却跑回家去了。
二爷爷张家晔返回桐城后，起初还是住在城关扬子巷老宅，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桐城，城内大量房屋倒塌，县民死伤惨重。为躲避战火，张家晔举家迁至卅铺金山，十世祖张廷珖就葬在那里，附近还有一处我们家族的别业——静宜山庄，是张家人清明冬至回乡祭扫，或夏天避暑消夏时，供短暂歇息或小住的地方。经过张家晔的重新修葺，山庄建成一幢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当时整个卅铺少见的新式建筑。虽然今天已经无法看到旧迹，但土改后该楼房住进了8户人家加上2个单身汉，乡里俗称此处为“八大户”，其规模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静宜山庄的环境风貌，我的几位姑妈们最为怀念的，还是门前的那方荷花塘。绿荷婷立，风拂垂柳，不仅景色怡人，而且寓意着“出污泥而不染”，这也是先辈的遗教吧。
受益于继承祖产，加之曾祖父多年行医所得，我们家在卅铺拥有不少田地和山林，以金山为主，远及王集一带，那里埋葬着我们的高祖张祈年等先人。张家晔回到桐城之后，始终以一个土地主的身份闲居乡间。在乡人佃农的印象中，张家二老爷很少过问田产经营事务，经常骑着一匹白马，于山野间游哉悠哉，每遇乡人，和蔼相待。
其间，张家晔的原配夫人李蕴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敎务主任李鹤鸣之女，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随着丈夫自天津来到桐城，但由北迁南，终是水土不服。加之独子夭折，又逢战火连天，李蕴祥身心俱悴，不久便抑郁而逝。张家晔在抗战结束时，又继娶了胡氏刘氏两房夫人，共生育四子一女。他本可以就此颐养天年了，之后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变故。
位于长江北岸的桐城，1949年初就宣告解放，但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仍时常袭扰，还有不少溃散的国军士兵在乡下乱窜。时任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七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江靖宇，他是桐城大关人，与张家晔既是同庚，又是同窗，两位旧友当时曾经会面晤谈。江靖宇希望张家晔出面维持民间治安，防止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制造动乱，以保卫渡江战役前线指挥部驻桐安全。张家晔慨然应允，随后便四处收买了一些枪支弹药，对外声称要将村民武装起来看家护院，实则帮助解放军肃清残匪余顽。
我的父亲张先路，当时还在国立安徽大学读书，因战事学校停课，也从省城安庆回到了桐城老家。年轻好动的他，曾跟随二“椒椒”张家晔进山买枪，所以略知其中一二。但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这也成为他的一大历史罪状，打成“反革命右派”，最终判刑入狱十五年。
全国解放之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张家晔被划为地主份子，财产全部没收，一家老小也被赶进了牛棚。在随后到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农会干部中有人控告他组织武装民团，竟然是为了抵抗共产党解放军。
1952年春天，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有位好心的村民前来通风报信，说农会带着公安局要来抓捕张家晔。怕惊动周围的人，张家晔不敢从大门出走，而是乘着昏暗夜色，翻过院墙仓皇而逃。他想的是，只要找到江靖宇就可洗清冤屈。此时江靖宇正在芜湖担任皖南行署领导工作。不料途中张家晔就被追来的公安人员抓住，押回桐城后，当即关进了县看守所。为防止张家晔再次逃跑，看守人员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铁镣。
折磨了大半年之后，奄奄一息的张家晔被几个狱友抬着，在公安人员的押送下，从城关遣回卅铺。但走在半路上，他便撒手人寰，年仅50岁。其时，他的子女中最大的才6岁多，孤儿寡母，哀泣一片，又惊慌无措。幸亏村里几位善心老人出手援助，用几块旧木板钉成棺材，才将张家晔草草安葬在屋后小山上。他的子女至今难忘的是，在残破的衣衫下，只见张家晔的两个脚踝处，经过铁镣长时间的磨损，已经露出了一截森然白骨。
这算是张家晔生平中第二次被捕入狱。关进牢房之后，他有没有交代早年参加共产党的经历，有没有向当时哪位领导人求助，一切无从知晓。最令人费解的是，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开始给地主“摘帽”，他的后人向有关部门了解他的所谓罪状或者关押档案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找不到了。
对于张家晔的不幸结局，应该说江靖宇还是有所同情的。之后，我的父母就是经他介绍安排，调到芜湖市文教系统工作的。后来，江靖宇则由安徽调至南京，担任副市长一职。
由进步青年到共产党员，经历过学生运动、地下工作，成为“龙潭三杰”的革命引路人，张家晔的前半段人生，无疑值得崇敬。而之后他避居乡间，深讳往事，其中到底有何原因，我们已无法再去猜测。所谓 “树欲静而风不止”，处在剧烈动荡的历史大潮中，个人何其渺小而又无奈，终归是被裹挟着，流逝在时光的尽头。
前些年，张振华与钱壮飞的后人，曾经回到桐城寻根探亲。他们将有关张振华、张家晔的一些历史材料，递交给了桐城党史办。但日前又听说，因机构改革等原因，这些材料也“失踪”了。
以上记叙大多来自我大姑妈的口述，少数来自我父亲的书信，以及张家晔子女的零星回忆，他们大多数已离开人世。而今，我也步入花甲之年，将这些记忆尽可能完整的存录在文字里，更有必要。因为张家晔的生平事迹，不仅是我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一道剪影。我们不指望为他平反昭雪，也不企图替他树碑立传。但我们不该忘记他，一位经历不凡的前辈，一位桐城张氏的传人。
张王孙（泽若）庚子年仲秋于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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