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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遗产保护

田野石刻文物修复技法探微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点击数:1686 发布时间:2016-11-10
田野石刻文物修复技法探微
——以安徽桐城张廷玉墓石雕文物修复工程为例
 
    在人类遗存的各类文物当中,石质文物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承载着人类久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我国的石质文物极为丰富,但由于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等种种原因,这类文物的保存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它们的保护和修复,也一直不大被人们所重视。笔者曾经主持清代大学士张廷玉墓大型石刻修复工程,本文从自己亲身实践出发,对修复过程中摸索尝试的一些具体做法,加以归纳分析,以期探寻此类文物修复的一般性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 背景资料的调查研究
    张廷玉墓位于桐城市北龙眠山凤形地,是桐城境内乾隆时期建造的相国陵园、名胜古迹。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次子,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侍讲学士、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刑、户、礼、吏等部侍郎、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官至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保。封三等勤宣伯。乾隆十四年休致,二十年逝于里第。赐谥号文和,配享太庙,越二年谕祭赐葬于本籍。《清史稿》有其传。经实地调查,张廷玉墓园由墓冢、石人、石马、石牌坊等石刻群及祭祀性建筑张氏享堂组成,占地七千余平方米。地处山半,气势开阔,规模宏大。墓地以墓冢为中心,三级祭台,九级拜台,中贯神道。墓园石雕有供桌、香炉、烛台、香筒等石祭具和神道两旁的文臣、武将、马、文豹、羊、狮等石像生以及谕祭碑等二十余件,最下矗立石牌坊一座、望柱一对。除牌坊、望柱1965年自然倒塌以外,墓园石雕刻文化大革命中悉数损毁。1996年修复工程动工以前,墓园残存石雕件不到之三分之一。



二、 修复方案的科学制定
 
    经过历时年余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确立了石雕修复工程作为墓园整体维修工程的主体。按照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原则,搜集尽可能详实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和口碑流传资料,以确认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修复对象的品类、数量、特征、位置等主要内容,从而制定科学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修复方案。在对调研把握的大量基础资料分析论证以后,制定石雕修补粘接基本原则和具体操作方案是关键。这当中,对总体修复对象的数据、材料、残损程度、艺术特点逐项确认定位。例如对每一具体的修复对象残损局部拍摄不同角度照片,绘制复原图形,确定每处新补备料的大小尺寸规格(因毛坯石料应大于所补创面体积),选择与所修补文物石质相类似的石料供货厂家等。修复方案中对施工人员技术要求标准的设定,是工程质量的保证。石质文物修复工程必须由具备相应文物修复实践经验的施工单位承接。石质文物修复不同于一般化的石刻生产,技术工人必须能现场接受文物专家的具体指导,同时具有理解接受并能熟练操作的专业技能。由于石雕修复所用材料以及修补粘接一次成型等特殊性,故其任何一个细节的忽视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在修复方案的具体实施细则中,要充分认识其复杂而琐碎、笨重又细腻的特点,把握方案原则和实践操作的侧重点和灵活性,从而最终达到用于指导实际操作的目的。1995年,张廷玉墓总体维修工程方案暨一期工程墓地石刻修复方案经省文物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上报国家文物局,次年批准立项并下拨专项资金35万元,当年11月工程开工。

三、石刻修复的技法应用
     1.修补粘接方法:①拼接中最大限度保留碑刻表面积。张廷玉墓谕祭碑,一块毁失,一块断为数截。因断碑时间较长,断截面出现腐蚀风化,粘接时如不去除其创面剥蚀层,粘合剂将不起粘合作用。如果按断面走向水平垂直切割腐蚀局部(因碑具一定厚度、断面表里面积往往不一致),将伤及残存有限的碑表文字。为了最大化保留碑面铭文,在修饰断面剥蚀层时,根据碑的厚度、将断面里部作深度切除。这样做,既增加了实际接补粘合面面积,确保了粘接的强度,又不会伤及表面。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文字碑刻的修补粘接。②石雕件垂直粘接过程中粘合剂漫溢的堵流方法。大型石雕件的修补粘接基本采用悬吊垂直粘接法,因其垂直作用力能使粘合强度增强。在大件石雕(如张廷玉墓石像生之石翁仲、石马、石碑等)悬接过程中,使用的粘合剂(环氧树脂等)呈黄色浓流汁状,在均匀涂抹粘接断面、上下石料压合受力后必然出现漫溢垂流,其流经文物体表之垂痕将无法清洗剔除,从而造成对文物的污损。张廷玉墓石雕修复工程伊始即发现此问题,后经研究,采用了黄泥(后改用石膏泥效果更佳)横向垒埂堵流方法。该法以粘土或石膏粉调成稀泥状,于粘接部位截面下口横向堆塑泥埂,以粘接面长度为限,宽、高均相度适宜即可(一般以粘合面积所用粘合剂多少而定)。待漫溢垂流粘合剂被隆起泥埂堵截吸收后,即可清除泥埂,而文物体表光洁如初。③悬空出挑的石雕粘接中以榫卯加固。在张廷玉墓众多的石像生当中,体势横挑的石雕大件(如石马、赑屃等),接补难度较大。首先是年代久远、石质风化较为严重;其次是悬空受力,接补部位体量较大,粘合后唯恐难保久远。为确保此类文物的修复质量,在不影响文物体表的前提下,给原有粘合方法加上一层保险,即采用接合断面内部打孔、双向半榫钢筋卯接加固法。该工程中石马、赑屃的头颈与躯干的修补粘接即使用了这种技术处理手法,经过十年时间的检验证明其效果甚佳。


    2.残损部位复原:①残件雕饰未知部分在接补时作留白处理。在张廷玉墓石刻修复工程中,很多石雕残缺部分无从寻觅拼接,但为了单件整体和组合群体的完整性,不得不将其空缺部分补齐。在未知所补表面纹饰、文字等原有状况和相关原始资料的情况下,要不要重新补刻复原,以保存其原有画面构图的完整性,是一项有争议的技术问题。在该项工程中,最终采取了留白的处理手法,所补部位不事雕饰,并将后补立面保留了与所接原件相吻合的最大的长、宽、厚度(如墓冢衙门望板、御祭碑等)。这样做的目的是留有二次修饰的空间。此后若有可资借鉴的原始资料出现,仍可补刻复原。而任何没有依据的局部复原方案均不可行。②细微残损局部作原状保留处理。此种情况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一概而论。一类是残损细部予以修补(如石翁仲胡须、衣纹、帽饰、手中所执仪仗、马鬃、马尾、马鞍边角回纹、狮子铃铛、绣球、文豹耳、腿等)。只要原始花纹图案存留主体部分,残损局部画面线纹可续、且不存疑异的,补后一律恢复原貌。另一类是残损细部不予修补。有些细部缺损,因结点太小、位置特殊(如石翁仲鼻子、狮子嘴唇等),多在面部敏感部位均不宜修补。如果采用粘合剂调以石粉堆塑填补,必然要因清洗扩大创面而增大所补区位面积,导致局部原貌受损。而且这种方法会出现日久变色的后遗症。安徽某地就出现过此类修复方法而造成文物损坏的先例,如石翁仲鼻子修复不久后变黑,画面形象被破坏。③毁损部位复原时参照物的选定标准。在田野石雕的修复过程中,有很多文物的残缺部分是不可能恢复的,因其可供参照的原物散失,任何凭空想象式复原均不能成立。但有些文物的残缺部分还是可以寻求修复之参考依据的。如张廷玉墓地碑趺。二座碑趺的赑屃头均被齐颈砸断而散失。但在该件实物的修复过程中,采用了同类文物参照法将其修复成功。具体做法是将张廷玉墓同期稍早的其父(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早于张廷玉四十多年去世)墓地残存赑屃头作为参照物。通过具体分析文物的年代、地域、材质、风格以及墓主生前地位、级别、墓地的规模与形式等因素以后,认为张英墓残存赑屃头具有所补实物的可类比性,于是仿照刻补,收到了较为理想的修复效果。另外一种参照法为以点类全之法,即依据被毁文物构件其中某一个残留局部比照恢复全部。如张廷玉墓石马。二尊石马均被大卸八块,马腿全部散逸,拢不成形。后经查找得马蹄一只、腿胫一段。据此二截标本结合躯干结构很快恢复了二马原型。④旧有处理手法的再现复原。还以石马为例,修复时发现一马头颈上方有不对称长方形平底凹槽二处,起初令人费解。后经细心辨析得知,原系石马雕制成型后工匠发现,前伸颈部有垂直裂纹,恐日后石质风化悬挑马头可能断裂,故以铁扒钉齐缝卯固,年久铁钉朽失。修复时于原凹槽补缀铁扒钉一对,以恢复原状。
 
 
    3.其它处理手法:①对修补以后石刻表面新旧色差的理解和处理。一般来说,野外石质文物修复以后,新旧颜色差异应当十分明显,后补部分与原件的固有色差当如何处理,一般有二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将后补部分石质表面作化学处理,即作旧,以保持与原物表层视觉感官的一致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旧有文物与新补石质表面色差应当视为正常,其理由是修补本身即是历史记录。石质文物表面作化学处理非但不能达到作旧的目的(因野外石质文物风化腐蚀是一种客观现象),反而会污损石刻文物体表,影响修复整体效果。张廷玉墓石刻修复工程中采用了后者之观点、即不予作旧处理。②新旧雕刻手法、艺术风格的统一。古往今来,任何石雕作品都会留下制作者的印记、显现他们自己的创作语言、风格和思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石刻工艺都有自己的工艺特点和传统风格。在石雕修复工作之前,应对所修石刻的刀法工艺、整体造型、风格流派有个具体的认识评价,以致对之后的具体修复工作制定统一的操作标准。张廷玉墓地石像生整体艺术风格应属清前期徽派石雕传统工艺特色,但工艺程度略低于同期最高水平。在具体施工中,操作石工在文物专家的现场指导下,始终遵循原有石刻的艺术标准进行雕刻,力求达到新旧风格的和谐统一。张廷玉墓石雕修复工程历时70余天,工程竣工验收时,被省文物主管部门专家领导评为省级文物修复优质工程。工程中所采用的某些技术方法日后亦获得了国内有关文物专家的肯定。1998年,修复后的张廷玉墓石刻被公布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质文物的修复保护是一项比较复杂的课题,其方法因具体文物的材质、年代、体量、形式、艺术价值、完残程度、保管处所等情况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除修残补缺型的修复外,石质文物表面的自然风化腐蚀等问题,也是文物保护工作中尚待探求解决的命题。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为石质文物的具体修复工作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而且还在于引起整个文物界对石质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进一步重视与参与。


 


                       (作者系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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