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清河张氏(宰相家族)文化发展促进会

张氏文化研究

世纪辞条是否是衡量氏族宗谱中女性地位的唯一标准

作者:张泽国 来源:未知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6-12-23 08:30
    在时下民间兴起的修谱热潮中,一个颇让人纠结而且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是女性上不上谱、其实也就是个女儿如何上谱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原本在中国的谱牒学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后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所致。由于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女儿,因此在续修宗谱的过程中如何显示她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其中最关键的焦点,就是女儿也要和男丁一样列入世纪辞条,以体现当今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非此,即被视作歧视女性,不合时宜,泥古守旧,顽固坚持封建立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与否,已被视作衡量思想意识高度的唯一准则。如此看来,这个世纪辞条就成了当今修谱最为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所在了。笔者撰写此文的用意,谨在于试图通过对中华传统谱牒学的初步解读,结合古今修谱中的具体做法,从理性的角度,就世纪辞条及相关问题作些简要分析,谈一点个人不太成熟的认识,以就教于大家。

    什么是宗谱中的世纪辞条?它的具体内容又指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这里的世纪可不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纪年单位、即一百年为一世纪的意思,它最早指的是“记录帝王世系的书”。(《词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78页。)什么是世系?辞书上的解释是“一姓世代相承的系统”。(《词源》,79页。)这个系统在氏族宗谱中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的呢?它是“以父系血统为传承的”、“完整的直系的一姓世代结构”(《中华谱牒知识问答》金盾出版社2006年版,59页。)为主体架构,以宗族中男性一代连缀一代为世系承续的链接形式,真实客观地简要记录这个结构体系中每一代男子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配偶、子女、姻亲等),这就是作为宗谱核心内容之一的世纪辞条的基本含义。

    在中华谱牒世系传承的架构中,为什么只用男性而不用女性来作为世系传承的主干呢?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和封建思想所直接造成的结果吗?要讨论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先从谱牒学产生的源头谈起。

    考古发现证明,自有文字出现,即产生了具有谱牒特征的人物记录。有学者从甲骨卜辞的研究中认为,从商代初年开始,就有了以男子为世系的专记私名的谱牒。谱牒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这说明汉代以前谱牒就确实已经存在了。当然早期的谱牒是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史籍,老百姓连姓都没有,更遑论谱牒。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谱牒,逐渐由王公贵族之门走向民间,经过不断的充实完善,从而形成了华夏民族专以记录个人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著作体例--谱牒。在谱牒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学者来专门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从而衍生出专门的学术门类--谱牒学。在晋、唐、五代谱学成果的基础上,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独树一帜,创制了欧苏二体,为后世的谱牒修撰提供了不二法则并沿用至今,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今天续修宗谱,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仅仅把它当作当代人口信息的简单接续,而是要在修谱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和研究谱牒中所包含的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从社会学、人口学、地方史料、宗族制度、人物传记等很多方面去了解历史,接受教育,传承弘扬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为我们,也为我们当今的社会服务。所以我们在修谱之前,得首先大致弄懂祖宗留下来的氏族宗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接着修,修谱又有哪些要求,它是什么样的体例,是大家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呢,还是有些原则得必须遵循呢?

    谱牒的最终定型和在民间普及,大概始于宋代,因为欧、苏创制二体即是很好的证明。要说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意义的广泛应用,那可能还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谱牒无论是欧式还是苏式,其主体特征都是一样,就是沿袭自有谱牒以来千古不变的结构形式,即以男性传承的世纪辞条上下连缀,世代相接,直至囊括一祖之下所有的后代子孙。在谱牒的这种体例中,女性不存在世系的概念,她只是作为谱牒世系的范畴和内容,存在于夫系的世系之中。今天我们来看待这种体例,可能很令人费解,以至有人质问,这种结构形式如今不改行吗?因此,我们在修谱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谱牒的这种结构体例究竟是封建制度下的遗产糟粕呢?还是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演进的过程中,对客观规律认知基础之上的创造发明呢?下面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作点分析讨论。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原因,就像我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它们的形成无一例外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东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崇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将儒家文化作为治国安邦的主流文化。到了程朱理学盛行的宋代,朱熹、二程等大儒又对儒家学说附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而在这一时期定型的谱牒体例,就必然带有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宋儒诠释的新儒学大行其道,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基本结构得以加强,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更趋固化。由于“三从四德”、“贞操节烈”等新儒家学说对女性道德规范的层层束缚,使得此后的整个封建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就一直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下层,而这种历史现象在谱牒上的反映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的地位决定,她们不能入学读书,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做官,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她们的人生舞台很小,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之中。未嫁前服侍父母兄弟,所学无非烹饪、女红、纺绩、家务;出嫁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服侍公婆、操持家务,即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必须恪守女性道德规范,守贞完节,从一而终。她们在宗谱中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有排行,没有名、字、号。她们没有功名,不能像男人一样建功立业。除了自己娘家姓氏、生儿养女的纪录和少数旌表节烈的荣誉之外,她们在宗谱中的人生纪录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现象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样的封建糟粕,我们今天肯定是要将其剔除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在当今的续修宗谱中是必须要得到体现的。

    那么女性在宗谱中没有世纪辞条是不是也和上述的原因一样,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直接导致的呢?要体现今天的男女平等,女性就必须要和男性一样要有世纪辞条呢?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得要围绕宗谱的本意来讨论。

    顾名思义,宗谱之宗,本意为祖庙,亦指祖先、宗族。(《辞源》,812页。)汉贾谊解释为“流派所出为宗”。宗族,是指父系的亲属,也指同宗的人。宗谱的含义,实际上是指以男子为世系的结构方式纪录一祖之下所有后裔的专门著述。前文所述,宗谱的出现与定型乃至广泛应用,是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密切关联的,它与华夏民族的文明进程相生相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下,基层一级的政权一直是较为松散的,而真正起到维系和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实际上还靠的是遍布民间的不同氏族共同发挥的作用。宋代、尤其是明清,承平日久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氏族的扩大,以至宗族社会日益趋于完善,宗法制度逐渐得到加强。何谓宗法呢?它是封建社会规定的嫡庶系统的法则,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得以保持的重要思想支柱。宗法亦指家法,它是用来维持家族内部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辞源》,813页。)在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处于宗法制度下的父权、夫权思想在宗族制度中占住统治地位。在家庭之间、氏族之间势力平衡的此消彼长中,男性的子嗣繁衍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以至成为家庭、宗族兴盛及其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就成了个人、家庭、家族竞相追求的目标和期望。

    尽管在民国以前,中国的婚姻状况基本上不是一夫一妻制,男人可以纳妾。但人口的繁衍、家族的兴旺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往往在一个家族之中,每一个家庭的生育繁衍情况可能都不一样。由于我国一直处于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特别是遭受战乱兵燹、疫病灾荒等不可抗拒的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百姓的生存、人口的发展必然会呈现极不均衡的状态。抑或是一宗之内的某派分支,抑或是兄弟之中的某个房头,传到了某一代后嗣无传,应该是常有的事情。为了延续香火,古人又想出了替补的办法,即承继和兼祧。例如男子终身未娶或婚后有女无儿,经双方协商后并报官府备案,将自己的嫡亲血侄作为儿子,这叫嗣子。继子,一般是在五服之内的近亲中选定,经双方家长协商后,过继到自己名下以续香火。祧子,也仅限于亲兄弟之间,让嫡亲血侄做后,兼祧两房,共延血脉。而养子的条件就更为苛刻,族中往往制定有更为严格的规定。这些方法操作起来并非易事,使用也并不广泛。故很多氏族的分支、房头延续到若干世系后戛然而止,血脉中断。以桐城清河张氏为例,始祖迁桐后两世单传,到了三世有兄弟五人,至七世时长房丁口88人,而三房则从此绝嗣。而在三世小房名下的第四世的五个房头后代中,此时也有三个房头因后嗣无传而消失。再如十世文和公支下四个房头,再传四五代以后,仅剩小房勤恪公后裔丁口繁盛,而长、次等三个房头则后嗣无传,长房延嗣只能靠承继接续。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往往不低,应该说在所有氏族的人口发展中屡见不鲜。造成这种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其实也并不是因为贫富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是人类繁衍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在延续几千年的氏族修谱、续谱中,如果女儿可以用来代替儿子,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以女儿来承继香火、传延血脉呢?是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制度不允许,还是女儿本身不具备血统传承的客观条件呢?在男人主宰的宗族社会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被视作每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如果女儿可以和儿子一样能承续一姓后嗣,大概我们的祖先会考虑修改当时的宗法制度,众多的氏族宗谱中也一定会出现女儿列入世纪辞条的例证。通过这些情况分析,女儿不上世纪辞条应该是与男女地位的差别关系不大,而是另有原因。

    男人女人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曾经发生过变化的,它与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早在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氏族公社中,妇女从事农桑、采拾,男子则多从事于渔猎。“妇女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形成了以母权制为特点的氏族社会”。(《中国史纲要》第一册,5页。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但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母权制逐渐让位于父权制,并由此进入了一个以男人为主导的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这种男女社会地位的转换,性别的不同、生理上的差异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不断认识自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人类自身。由于男性女性生理和身体的客观差别,他(她)们在人类繁衍和社会生活中的分工也逐渐成型。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的祖先将男性称为阳,女性称作阴;将父亲称作天,将母亲称为地。繁殖后代靠的是父精母血的阴阳交合,生育子女还要靠母亲的怀胎哺乳。相对女性而言,男性身体强壮,他们不但是家庭的生存保障,是养育子女、繁衍后代的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还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这种生理和体能的差别不但对男女的家庭、社会分工进行了角色定位,而且在生育、繁衍后代的各自功能上,我们的祖先也早已有了自己客观的认识,这就是只有以男性为主体的世代传承体系,才能保证一姓一宗的血统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其连续性、一贯性和完整性。普通民众将这种规律应用在对自己历史的记录上,于是就有了家谱、宗谱。这种以世纪辞条为主体结构的谱牒体系,可以使一姓的历史传承几百年、上千年,使得我国汉民族的百家姓、千家姓,都有了自己一脉相传的血缘体系,为普通的氏族民众创造了自己传承有序的氏族历史。

    古人的这种认知和做法,今天已被科学所证明,它符合人体生命科学的根本原理和人类繁衍的客观规律。人类基因图谱的破译,男女染色体的区别,从遗传学的角度,阐释了家族血统传承中男性占住主导地位的唯一性,而男性的这种功能是女性不能替代的。可在当今民间修谱的普遍作法是,女儿必须和男儿一样设立世纪辞条,并将此作为男女平等的唯一条件。坚持这种观点的原因,从现象上看好像是独生子女的因素所致,其实还是源于我们现代人对性别差异的漠视、对谱牒体例以及世纪辞条功能、含义的未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生儿生女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就我们今天一家只有一俩个孩子而言,父母对于下一代的看重也应该说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但即便将女儿列入世纪辞条,女孩是不是就能承嗣血统,和男孩一样接续一姓的后代呢?通过上述的讨论以后,大家应该基本明白,这种功能是替代不了的。宗谱中的世纪辞条,它既是谱牒中所要表现的主体内容,也是谱牒这种著述文体的结构形式。我们今天修谱倡导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充分体现在具体内容的表达上,而不是在改变谱牒原有的结构上。这种对谱牒原有架构的改变,非但不能起到一厢情愿的主观效果,而且还会使谱牒的基本功能丧失,使其不再具有宗谱的本质特征。因为女儿不能成为娘家族姓的一代祖宗,她们不具备本姓血统延续链接的基础条件,她们所能延续的只是夫姓家族的香火。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会出现世系混杂,而且还会由此破坏完整的直系的一姓世代结构,宗谱的上下连贯、前后接续也将无规则可循。

    谱牒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产物,也是封建时代氏族文化的特殊产品。由于宗谱这种著作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后代不断接续,而且周期最多也不能超过多少年。谱牒产生发展于特定的历史形态当中,时至今日,宗族的社会结构早已消亡,家族的观念也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而逐渐淡化,谱牒的传承和接续其实已经走到了尽头,它会在不远的未来消失,而永远成为历史。就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而言,一姓繁衍的世代体系正在解体,一姓宗谱的传承接续也正在失去其相应的基础条件。由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原因,人们对宗谱的认识普遍较为模糊,对于现代续谱的目的、价值和意义有不少人基本不感兴趣,从而对修谱的要求则有人更为现实和功利,以至于经常看到续谱得按照现代人的意愿来修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古今社会变化在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客观反映。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续谱工作就必须得更加认真地去做,因为这是历史和祖先赋予我们当代人的职责和义务。我们不能逃避现实、知难而退,而是要正确应对,释疑解惑,统一认识,齐心协力,在充分掌握谱牒修撰基本规则的基础上把谱续好。而决不是罔顾传统,自行其是,劳亲伤财,让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损坏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给后代子孙留下遗憾。

    宗谱的修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客观性,它和国史、方志的编纂一样,具有特定的体例和规范。宗谱是一个宗族的完整历史纪录,是某姓氏族特定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总集。它跨越时空,靠承前启后的世代接力来完成。谱牒续修是一个宗族规模最大的系统文化工程,它上承历代祖先,下启后代子孙,它必须遵守谱牒规范,做到有章可循。我们不能光顾当代人的某些“实际需求”(其实是因缺乏谱牒认知所产生的误解)而率意为之,任意割裂老谱体例,随便解析原有架构,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导致“宗谱”失去其“宗”,“世图”无从连缀,体例前后各异,风格五花八门。如果这样做,我们的“目的”非但不能达到,而经我们“改造”的谱牒也会从此散失原本的宗谱功能。

    话说回来,这种现象的发生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宗族的社会结构虽然早已不在,但人们潜意识里的宗族观念却一时很难消除,例如时下民间兴起的修谱热潮即是最好的证明。这种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繁衍后代的事情,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文化中抹之不去的传统观念。即使在社会形态、人口结构以及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要想完全摆脱这种影响,恐怕也不大可能。因此,很多人将这种情节聚焦于实施计划生育以后的独生子女身上,他(她)们将对女儿的疼爱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表现在修谱上就是处处要和男孩一样,享受同等待遇,体现男女平等。由于对谱牒中起结构作用的世纪辞条实际含义的不理解,于是才有了当今一般氏族在续修宗谱过程中,任意改变原有体例,将女孩也列入世纪辞条。并认为惟此才叫男女平等,才是结合实际,与时俱进。

    其实我们真正了解了宗谱这种著作体例,就不会再把老谱中重男轻女的问题,看成是结构体例造成的原因了。我们今天续谱,完全可以做到既不损害老谱的结构特征,又能充分体现男女地位平等的现代思想。那就是在反映他(她)们人生基本信息的标准上一视同仁,没有主次轻重之分。例如,她们的生卒年龄,受教育情况,工作情况,职称和职务,地位和荣誉,婚姻与家庭等等个人的主要简历,在宗谱中都可以毫无差别地予以纪录。只不过女孩的个人辞条是要放在其父的世纪辞条之中,而不是排列在承担世系链接结构作用的单列辞条之上。如此看来,有关如何操作的问题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一旦被廓清之后,人们就不难发现,事情原本不是我们当初想像的那样,只要走出认识的误区,眼前一定会豁然开朗。

    宗谱是每一个氏族留下的文化遗产,而每一个氏族的谱牒又都直接反映了这个家族整体的教育、文化水平。在文化之乡、礼义之邦的桐城,世家大族比比皆是,是他们的家族文化共同构筑了享誉海内的桐城文化。在这些争奇斗妍的氏族文化中,各姓的族谱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张、姚、马、左、方等众多名门望族的传世族谱,往往多出自名宦通儒之手,从一般谱牒意义上来讲,这些家族的谱牒更具有史学、文学和地方文献价值,是桐城地方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以桐城清河《张氏宗谱》为例,它就是出自张英、张廷玉父子之手。而在此后的历次续谱中,后代子孙谨遵成例,恪守两代宰相的亲定规范,始终保持张氏族谱的风格特征。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氏宗谱》,体例规整,结构谨严,文风雅正,史料平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家族信史。

    从以往的修谱历史看,我们的祖先对谱牒编纂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因为他们把修谱当作宗族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工程,是族中最重大的事情。谱牒编纂不但要求收录的信息要客观真实,语言文字朴实简洁;还要做到文体叙述简明扼要,结构体例谨严规整。正如桐城派一代宗师姚鼐所言:“其文简而易检”。(姚鼐《惜抱轩全集.族谱序》26页,中国书店1991年版。)从祖先对待修谱的做法、要求和重视程度,比照我们今天对待修谱的态度、能力和专业水平,不能不使我们今天从事修谱的人倍感压力和责任的重大。我们今天修谱的目的,无外乎尊祖敬宗,敦亲睦族。其中最重要的现实意义,莫过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掘谱牒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道德价值,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文明和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上述讨论,如果大家都弄明白了谱牒中的世纪辞条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修谱该怎么修,就一定会平心静气,求同存异,集思广益,合力同心,将我们该做的修谱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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