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清河张氏(宰相家族)文化发展促进会

张氏文化研究

六尺巷 张英 张氏家族

作者:泽国 来源:未知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6-11-07 17:36
一. 礼让三尺,小巷流光
  1956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过这样两句诗:“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毛泽东博古通今,学识渊博,针对当时的中苏关系吟诵此诗,可谓借古喻今,寓意深长。该诗作者系清人张英,正是他的这首小诗,引出了一个“六尺巷”的真实故事。
  六尺巷故事发生的时间,据考据大约在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间。张英家中兄弟七人,英排行第五,其育有六子三女,人丁可谓兴旺。其在入朝为官前并未分家,与父母一同生活在城西存诚堂,为官后携妻儿迁居京都。张英一生向往山水田园的民间生活,年过不惑即有退隐之念。康熙二十一年在获准回籍葬父之时便已打算建房,以备回乡之需。更在回京后留下夫人居乡一年,料理建房诸多事宜,康熙二十九年笃素堂新第落成。
  据史料记载,张家与吴家比邻,两家之间有一块空地。也许在张家建房期间,吴家越界侵用,以至引起了一桩产权纷争。张英接悉家书后,批小诗一首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后立即让地三尺,吴家见状感动悦服,也撤让三尺,于是就空出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六尺巷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 张英,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里居宅第名曰“笃素堂”,乡里人称之为“相府”。一桩普通的邻里纠纷,为何能惊动远在京城为官的张英?据当时情势看,或许是张家居乡以善,一向好说话,吴家以善为欺;或许是视其主人远在京师,鞭长莫及,且两家还系亲戚关系,越界侵用关系不大;或许是隙地归属本存争议,吴家圈之以墙以为未尝不可。吴家引起这场纠纷的原因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此事涉及土地房产纠葛并非小事,张家人不得已驰书京城报告情况,以候张英决断。
  张英接悉家书,仅附四句小诗于其后。他举重若轻,语气平和,轻描淡写却寓意绵长,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襟怀跃然纸上。张英的一封家书化解了邻里之争,“让他三尺”的谦让美德,让出了一条溢彩流光的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伴随着宰相遗风广为流传,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二. 终生让路,聰训传家
  张英,字敦復,号学圃,晚年更号圃翁。康熙二年举人,康熙六年进士,康熙十二年任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皇上设立南书房,南书房又称南斋,位于紫禁城乾清宫西南,原系康熙帝的读书处。康熙帝诏令挑选侍讲学士中之翘楚入职南书房,除应制撰写文字外,还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与皇帝讲论经史,以备参谋顾问。张英负责此事,康熙帝赐予官邸一处,就在西安门内蚕池口附近,开清代词臣赐居紫禁城内之先例。当时正值平复三藩叛乱的非常时期,战略部署,调度指挥,筹措军饷等一应大事皆由皇帝决断。皇上勤学好问,朝御乾清门听政,退则召张英至懋勤殿讲经论史,讨论军国大事。张英晨入暮出,用文章学问竭诚开导辅佐君王。与皇帝促膝而谈常常忘记时间,其参预机密向来小心谨慎。在朝三十多年,从未离开皇帝一日,尤以勤慎结主知。康熙帝对其才学智慧及人品极为赏识,倍加器重,每次到南苑狩猎或阅兵以及巡行四方一定让其随从,赏赐之丰、信任之笃无人能及。皇上常谓臣僚曰:“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张英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工部、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端”,祀京师、本籍贤良祠,雍正、乾隆即位后又追赠迭加。生前位极人臣,卒后哀荣备至。
  张英出身耕读世家。先世明初徙自江西,六世张淳科第起家,自浙江永康县令官至陕西布政参政,是为张英曾祖父。张淳之孙张秉文、张秉贞均为明朝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张英虽生长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幼时却逢鼎革之变,社会动荡、家族变故,使其受到深刻影响。伯父张秉文,明崇祯时任山东布政使,驻节济南。崇祯十一年冬,清兵自辽西入畿辅,直下京畿四十八城,济南告急。张秉文职守孤城,沥血奉母书有云:“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老母八旬,诸弟善事之矣!男誓以身报朝廷。”其母复书曰:“吾儿当国家重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固其职也!吾有子为忠臣,吾何憾!” 秉文血溅征衣,战死疆场,妻方妾陈投大明湖殉节。张英初入仕途,其父张秉彝屡书告诫曰:“祖宗积德,累世以耕读承家,尔惟益自勉励,以无贻前人羞。”又曰:“抱忠贞以事君,笃谦和以交友”,“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谆谆以积德励行,忠贞不负君恩为谕。祖先的累世隐德,先辈的勋业伟绩,父母的言传身教,再加上终生励志笃学,造就了张英敬慎廉让,外和内刚,“终生让路,不失尺寸” 的品格。终生坚守,始终如一。
  张英身为皇帝近臣,忠敬诚直,表里一致,与康熙帝推心置腹,久而不替。其时典诰文章,多出张英之手。参与军国大政,皇上悉倚裁决。一心知有社稷,不为身家荣禄之计,一切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而利害毁誉卒不能撼耿介廉静,坚守道义法则,外宽内介,刚正不阿。遇有不可,泾渭分明,从不依违曲从,虽奸邪侧目终莫能媒蘖其短。绝远权势,门无私谒。或渎以私,辄正色拒之,而绝口不言其人。廉洁自守,夫妇相砥砺。临政处事不为表襮之迹,虽妻室子弟不与语。同僚多不闻。后略见于其形状传略之文字,还系禁中秘档所出。大学士李光地仅从《南书房记注》中方知张英辅政事迹之点滴。康熙帝曾说张英“每有荐举不令人知,而得公荐者,或亦终身不明公之实荐己也”。立朝居家,和以待人。即使遇人抵忤,抑或下人仆役,亦能容忍宽释,无所寄怨。平生恬静淡泊,不与人竞进退。德行操守堪称楷模,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张英博学广识,著述颇丰。其于经学、诗文书画等诸多方面都有较高造诣,但对后世影响 大的还是 能体现其道德思想的家训<< 聪训斋语>>,这是他留给后世子孙享用不尽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集官场仕途、为人处世的经历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迹,以“立品、读书、养生、择友”为座右铭,谆谆告诫子孙持家、治国、读书、立身、做人的道理。他把这些概括为四句话: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
  在《聪训斋语》中,张英首要强调的是读书。在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学习掌握作为荣世之业、进身之具的应试文写作,是千百万士子的必修课程。张英家世儒业,聪颖睿智,他集自己八股文写作的经验体会,对子弟授之以法。他认为读书要讲究方法,如《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须从小读起。勿贪多,每读一篇必求背诵。他认为读死书不行,要学以致用,不能食而不化。他对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指导详尽,要求达到“理明词畅,气足机圆”。强调“时文以多作为主”,“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可间断,不可草草塞责”。与他要求其子弟一样,张英自幼就与三哥张杰相伴苦读于远峰亭,二十岁染疾几绝,夫人簪珥典当殆尽相调理,三年乃愈。家计益贫而愈刻苦,直至登籍。
  但张英所说的“读书者不贱”,亦非专指科举入仕。他认为即便是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不敢轻视而受到尊敬,而不尽在功名得失。他说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如果子弟能读书明理,安身立命,以安父母之心,就是尽 大的孝道。
  张英终生读书,至老不辍。他把书卷视为“养生第一妙物”,把读书看作可增长道心的“人生颐养第一事”。他说喝酒、下棋等娱乐都须有伴,唯有读书可独自怡悦。在入住禁中的二十多年中,小斋仅可容膝,但书中烟霞林壑之趣,尽可消解日在纷扰、荣辱劳苦之困,静念解脱,置身于穷达毁誉之外。
  张英持家以“俭”为宝,他所说的“守田者不饥”就是要求子孙力田、俭用,体会农家耕作之苦,懂得持家守业之难。他说“富贵” 两字,大都难以长久,子孙可以依靠的还是“耕”“读”两字。如雍正皇帝曾对张廷玉所说“汝父一生廉洁,无余蓄以贻子孙”,张英留给子孙的不过瘠田数处,每年收入,不过维持生活而已。他将节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俭于酬酢”、“俭于饮酒” 等八个方面,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居京城数十年,日用开支均作精心筹划。将一年开支分作十二股,每月用一股,月底结余“别作一封”,以应贫寒之急或“多作好事一两件”。张英生性不爱看戏,他说京城一席之费,动逾数千金。徒有应酬之劳,而无多少乐趣,不如以其费济困赈急,对人对己作用始大矣!他说能多作好事一两件,快乐胜过天天吃大鱼大肉。六旬之期不办寿宴,不受贺礼,与妻商定假设宴之费“制锦衣绔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晚年公务繁忙,身体衰退,夫人曾命日服人参一两钱以滋补,旋即被张英中止。他想到家乡米价一石不过四钱,所服参价如之或倍之,一人所费能糊百人之口,可乎哉?无论物力及或不及,均不当为。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夫人姚氏相濡以沫五十余年,布衣蔬食,不著纨绮。夫人常著衣裳躬自补纫,至老不衰。而救人急难则动辄倾囊。
  张英认为做官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不要为外物所累,取之当廉,不要有丝毫妄念。其官俸甚薄,生活相当清苦。任职翰林时,曾于会试入闱间,家中经旬乏食,夫人搜得家中面数斗,遂举家食面汤经月。而其时有人行贿,被张英正色拒之。居虎坊桥时,度支困乏,夫人曾取二郎项下银锁质钱以度难关。及入紫禁城赐第,清苦日甚,赖典质以供饔飧以为常。廉政自持,门无杂宾,欲奔走于其门者屏迹。
  张英不仅自己为官清廉,还注重选拔推举并保护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员。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张英迎谒行在至江宁。是时总督阿山欲增经费供南巡,江宁知府陈鹏年执意反对。总督与皇帝扈从王大臣及侍卫均以知府诽谤巡游欲置陈重罪。及张英见驾,盛赞陈为当今廉吏,始得免罪。陈亦以是见知,竟成一代名臣。而张英亲友故旧,邻里子弟等诸多为官者,却从未因其提携而得到升迁。他要求入仕子孙做到“使我为州县官,决不以官银媚上官”。张英为官数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立朝居乡,厚重谦和,敦行礼让。晚年退居里中,于龙眠山中构“双溪草堂”,与山民百姓相往还。往来山道中为樵夫让路,从不以宰相自居。
  张廷玉兄弟从小耳濡目染,恪守庭训,“为忠为孝、为廉为让”,一脉相承。张廷玉奉职公正自守,从不计较个人荣誉得失,不徇私枉法。他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他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他要求子孙后人做官要“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公正无私。居官理事直谏敢言,无所畏惧。他把“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力践躬行。张廷玉五弟张廷瑑官至内阁学士、工部、礼部侍郎。一生笃行自守。自奉简陋或人所不堪,其家人亦窃笑之。而逢宗亲乡邻有缓急,出千金在所不惜。未尝私受人一钱。有一门生为江西巡抚,过其家时,奉百金为寿礼,张廷瑑却之曰:“吾幸足衣食,安用汝金为?”又有人寄赠人参,其曰:“吾生平无病,乌用参?”张英子孙为官者,清廉礼让多类似。
  这里说一个“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雍正十一年,张廷玉长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辞语恳挚,识见老成,随手拨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评定公允得当。待拆卷时方知系张廷玉之子张若霭,皇上大喜,圣谕褒奖,极称其文。张廷玉闻命后免冠恳辞请置二甲。但雍正帝明确宣布,殿试结果非常公允,并非知晓为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但张廷玉坚持面上恳辞。其奏曰:“天下三年大比,合计应乡试者十数万人,而登乡荐者不过千余人,以数科之人来京会试,而登春榜者亦只三百余人。是此鼎甲三名,虽拔于三百余人之中,实天下士子十数万人所想望而不可得者。臣家世受皇恩,无所不极其至,若臣子又占科名 高之选,臣实梦寐难安”。坚辞恳允“以此让与天下寒士”。雍正帝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
  张英特别注重做人,也就是“立品”。他主张做人要以谦让、益人为本,尤为注重子孙道德品行的锻造和培养。他的标准和要求十分具体,譬如性情要温和,脾气不暴躁,遇事通情达理;碰到困难和挫折不可急躁气馁,不要怨天尤人;对人不刻薄,性格不偏执,要能宽容有气量;沉稳闲静、敦厚守礼,不因贪图奢华享乐而改变情感和志向。居家和谐有秩序,居乡友爱讲诚信,立身处世清静淡泊,在对待个人利益上切不可斤斤计较。张英进一步认为,“让”是道德之本。“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他说“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凡事 不可想占便宜,他把终生失便宜,看作是终生得便宜。对待荣辱得失,不可太认真,如遇别人不讲礼仪或是无端非难、指责,都要心平气和,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即使自己无过错也能原谅别人,要反躬自问,在自己身上难道就找不出一点原因吗?
  张英曾刻一方印章以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择友”,将选择交友当作人生第一事。其言于至戚中,观其德性谨厚,好读书者,交友两三人足矣。况兄弟互为师友,亦不至于寂寞孤独。他要求子孙寡交择友,事事合于规矩法度,他认为有善相勉、有过相规、有患难相救之朋友,才是志同道合的真朋友。对滥交朋友,沉溺吃喝玩乐,扰事生非,不务正业之种种现象深恶痛绝。其戒之曰:“饭不嚼便咽,路不看便走,话不想便说,事不思便做,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他认为世家子弟的修德立品要比贫寒人家的子弟难上百倍。张英认为人们在对待世家子弟与平民子弟的看法和态度是不一样的。世家子弟言谈举止不加约束,有失检点,没有谁会当面指责。略有骄横放纵,也不会有人能及时劝诫。幼时娇惯被亲戚所宽容,长大后习惯养成,会被朋友原谅。但进入社会后,交友如有不慎,会受引诱而变坏。故张英反复强调、谆谆告诫自家子弟,在谨言慎行、俭素谦让、读书勤苦、乐闻规劝等诸多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不辱祖先,自立于世,经得起任何考验。 张廷玉在这方面可谓承前启后。他首先要求做到“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唯恐有损于人”。他为人厚道,处事内宽外严,不可苛刻。时时以盛满为戒,“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 他痛恶贵胄子弟荒淫骄奢的种种恶习,生活俭朴。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至同事亲友“多以俭啬相讥嘲”。
  张廷玉位高权重,历官三朝,虽身在朝廷,但心中念念不忘黎民百姓的安乐疾苦。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8 年),桐城东乡陈家洲遭受水患,受灾者众,饥民流至县城觅食。张廷玉获悉后深感不安,立即动员兄弟子侄及在京为官的尚义之士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张廷玉奉命回乡举行祭父大典,途径河北时发现水灾严重,饥民遍野,旋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救济百姓。
  乾隆四年(公元 1739)二月,张廷玉自家书得知乡里欠收,米价高昂,贫民乏食,里中义绅倡富户赈灾。他立即驰书要求家人捐仓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实心举行,成此善举。
张英的《聪训斋语》刊行于世后广为流传,为很多名人方家看重。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其推崇备至,称研读此书,“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以为可却病延年”。他要求子孙后人终身诵读。张氏子孙同样获益匪浅。张英之后,张氏家族科举大开,名臣迭出。张英六子中,共有长子廷瓒、次子廷玉、三子廷璐、五子廷瑑考中进士。张廷玉继父亲之后再跻宰相之列,兄弟子侄数十人均为朝廷命臣,且多为经邦济世之才,为康乾盛世的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作出了卓越贡献。张氏家族一时间声誉鹊起,张英、张廷玉“父子双宰相”、“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等,以至时人评其“自祖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据《张氏宗谱》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近二十世,一族计有秀才以上功名者近千人。其中进士 26 人,举人 89 人,贡生、国子监生达 700 人之众。入仕为官者数百人,上至尚书宰辅,下至州府县令,跨度三四百年,宦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他们谨守家风,克承祖训,或蜚声朝野,或著节岩疆,或噪誉文坛,或树望梓里,名垂史传邑乘者灿若繁星。也许正是这种严谨家风以及得法的家族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才彦俊杰,他们居乡有贤名为官有官声,无一贪官污吏、奸佞小人,这种优良的品行不断为张氏家族注入勃勃生机,使得百年世家长盛不衰,家声永继。

三. 笃素家风、世泽绵长
  张英之张有别于本邑其他同姓者,其郡望为“清河”。元末明初,桐城所在地区饱受战乱之后几乎荒无人烟。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桐城作为京畿之地陆续迎来了大批移民,他们大都来自江西、皖南及周边省份。清河张氏迁桐始祖贵四公也是大批流民队伍中的一员,兄弟结伴、背井离乡,沿江而下,经芜湖顺水路抵江北,遂定居于桐城东北乡土铜山。两代单传,孝悌力田,种德好义,为善于乡,至三世乃大。更历数世后,家族日繁,人丁兴旺,阡陌鳞次渐登殷阜,农耕课读,家家书声朗朗。在历代长者的躬行倡导下,勤劳节俭,崇文重教,明礼尚义,乐善好施,仁爱孝悌,敦亲睦族的家族风尚逐渐形成,瓜瓞绵绵,世世相继。
  张英祖父张士维,慷慨好施,不以有无为解。子弟有才而慧者,为之授室授歺,警其惰以劝其勤。族戚之贫不能葬婚者,度身量腹以佐之。为人缓急,则死丧穷苦靡不相卹。然深自隐闭,不欲人知。人或以德公,必敛容谢有无。尝曰:“古所谓隐德,尝阅数十百年犹或闻或不闻。今人朝行一事,暮已在人 齿颊间,吾甚耻之”。张士维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于己终生俭啬,终岁着一布袍,终生不御纨绮。
  张英父亲张秉彝,屡试不第,终生居家,奉亲孝养。秉性诚实忠厚,仁爱孝友。族人贫不能婚丧及有志不能就学者,窘乏不能自存者咸赠给之。性素俭约,于声色华丽之物绝无所嗜好。一羔裘衣三十年虽敝不忍易。平居惟布袍蔬食,惜物力,留有余。性乐施济,遇人之急,不啻身受。明末之际,战乱兵燹,水旱连年,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每当此时,张秉彝均设粥厂救济灾民,开仓赈贷,如称贷不能偿即斥其券置之不问。多隐德不以告人。与人雍然以和,肃然以敬,未尝有疾言遽色。遇人有过则微词以动人,乡人孺子相对皆无傲容。 张士维、张秉彝以孝友为政于家,以仁厚退让为善于乡者数十年。叔侄子孙四代有五人(张渐,张汲,张士维,张秉彝,张杰)举“乡饮大宾”,祖至孙四世六人(张淳,张士维,张秉彝,张英,张杰,张夔)入祀“乡贤祠”,硕德雅望,名重乡里。举“乡饮大宾”与入祀“贤良祠”是明清时期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普通民众获得社会认可且能载之乡邦史册的 高荣誉。前者为生前受到优崇,后者是身后得到祭祀,供后世崇拜。“乡饮大宾”又称“乡饮耆宾”,每年州县寻访遴选德高望重的士绅,作为被推举的人选,经报送总督巡抚审查后核准。评选条件极其严格,并备有后续追责机制。举行乡饮酒礼时,一人为主宾,次为介宾,再次为众宾。地方长官亲临主持,热闹程度甚至超过民间节庆。往往乡民云集,观者如堵。 张氏家族载誉乡里,德行教化蔚然成风。明万历三十七年,张秉文与同乡盛可藩同登乡试,乡人赠万人旗以示庆贺,联曰:张不张威,愿秉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
  自张英曾祖张淳通籍以后,张氏子弟宦游者众。他们在退休还籍后,大多居城养老,故城中张姓宅第甚多。其中张英的“笃素堂”、其子辈的“詹事府”、“宗伯第”、“司空第”联袂成片,虽称“相府”,但建筑朴实无华,除规模体量稍大以外,与城中普通民宅无异。他们与市民比邻而居,友好相处,从不以势凌人。张氏家族的文人士大夫们无论在朝在野,皆能恪守先贤轨则,居官以廉,居乡以善,行礼让,重节义。每遇灾荒之年,设粥厂,开义仓,拯饥民于水火,扶贫助学,修桥铺路,乐施好捐,不惜倾其所有。当年由张廷玉捐助修建的“良弻桥”,至今仍雄踞在古城东门外的龙眠河上,成为一处历史见证。
  桐城缘山溪为城,城之东门为七省通衢孔道,而大河当其冲。每遇灾年山洪暴发,河上之桥多有损毁。来往行人,苦于涉水,至清初已逾百年。张廷玉为诸生时,曾许愿有朝一日定要重建紫来桥。
  雍正十一年,世宗皇帝念先太傅张英旧学积勳,命祀京师贤良祠,又赐祭于本籍,命军机大臣、大学士张廷玉代表朝廷主持祭祀大典,并赐万金为祠祀费。事毕,尚余赐金之半,张廷玉并姊、侄、侄媳各捐钱款凑足白银近万两作为重建桥梁之资,并亲自谋划,嘱弟侄外甥辈经理此事。按照张廷玉要求,张家主仆十数人组成建桥管理班底,负责工程施工。历时三年,建成了长十五丈、宽一丈五尺、五孔六垛的大型券拱石桥。桥面周以石栏,东西建有桥亭。工程之巨、质量之精、外观之美前所未有。以一家之力毕斯功于闾里,乡人德之,取雍正帝赐书“调梅良弻”之意更名为“良弻桥”。
  在桐城历史上,类似的义举累见不鲜。不光是张氏一族,方氏、姚氏、马氏、左氏等世家大族都能倾心公益,以各自的美德善行共同谱写了桐邑醇美的道德华章。明清以来一邑之中的世家联姻,形成了规模庞大、相互交融的氏族亲缘网络。在这种世代接续的选择性“类聚”中,家族的繁衍与扩充、家教的传递与优化不断得以延伸和拓展。书香与风雅的延绵,道德与文章的传承,使得家风与家学不断累积,日臻完备,渐渐出现了一个个特色鲜明的文化氏族,最终形成了以张、姚、马、左、方等世家大族为主体的桐城文化现象。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桐城一县出进士 236 名,举人 793 名,其他贡生、监生不计其数。“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统领文坛二百七十余年,其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人数之多、势力之大为清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所不多见。还有桐城诗歌、书画均在海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从对桐城文化的贡献来说,张氏家族可谓功不可没。
  虽时过境迁,但时至今日,桐城文化还在焕发着勃勃生机,和谐礼让的淳朴乡风仍在民间延续。近年来,李克强、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桐城六尺巷参观考察。张英当年让出的这条小巷,作为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美德的见证,还在彰显着不朽魅力,闪耀着不灭的道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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